“2016年盐城与水浒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水浒文化高层论坛”
会议综述
2016年11月11至13日，“2016年盐城与水浒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水浒文化高层论坛”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省盐城市隆重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中国水浒学会与盐城市水浒学会联合主办，盐城市水浒文化博物馆、大丰区施耐庵研究会、施耐庵纪念馆协办。来自中国水浒学会、盐城市水浒学会、中国书法家协会、水浒文化博物馆、山东梁山水浒研究院、施耐庵研究会、湖北大学、山东大学、广州大学、上海戏剧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湖北师范大学、中州古籍出版社等9所科研院所、30余所高校及出版单位的一百余名学者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水浒学会会长张虹和盐城市水浒学会会长浦玉生主持。此次会议成果丰硕，有5部专著、70余篇论文、3部学刊，大会发言30余人次，是当下水浒研究新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作者研究是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研究中的基础，是知人论世的根本所在，也是《水浒传》研究内容中的应有之义，对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文本意义重大。施耐庵、罗贯中研究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盐城市水浒学会会长浦玉生结合自己的传记作品《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和《湖海散人：罗贯中传》，从方言习俗、山川地理、人物原型等方面展开分析，以文学性的描述，认为施耐庵祖籍扬州兴化，出生地亦故里在泰州海陵县白驹场（今江苏省大丰市白驹镇），墓在兴化境内，其人生中既有家乡大丰的影子，亦有山东郓城为官、钱塘书会才人的经历，为此，《水浒传》中描写的地点与大丰有一定联系，且人物原型多在淮南。同时对于施、罗二人的师徒交往、文学创作等亦有不少详尽的表述。兴化市教师进修学校陈麟德教授和兴化市历史学会会长莫其康在充分肯定施耐庵实有其人和浦玉生成果的同时，认为白驹镇属于白驹场，在历史上属于兴化县，在施耐庵的籍贯和故里方面存在枝节性的争论。盐城市水浒学会副会长黄同诞则通过对施耐庵为“至顺辛未进士”的考辨，认为在元代科举不太正常的情况下，某次科举未被《科举志》所在亦有可能，施耐庵确实曾为进士，并提出在关注文献的同时应加强对相关文物史料的研究。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董志新从《水浒传》诗词研究的角度分析了文本中的大量白话诗词，提出施耐庵为新诗作家，并认为其诗词对我国现代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欧阳健针对当前某些认为《水浒传》从刻本来看应创作于明中叶的观点，通过文献的细致梳理，认为施、罗作为元末明初人、《水浒传》二人作者排序不可移易。在《水浒传》作者的籍贯、故里、经历等方面虽然存在着争议，但也充分展示了会议的良好学术氛围，在观点的碰撞中，山东大学教授王平建议各方可以充分结合，把历史上泰州、盐城、兴化、大丰的行政区划梳理清楚。
版本和成书时间是《水浒传》研究的另一焦点所在。中国水浒学会名誉会长佘大平在追溯《水浒传》的版本变迁中，提及容与堂本发现50余年来各种不同的观点，认为容与堂本对于《水浒传》主题的认知、人物的评价等均有较大的研究价值。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周文业结合自己对五大名著数字化工作的具体实践，以翔实的案例展示了电子化与纸质化版本比较研究各自的优缺点，认为针对版本研究者、文本研究者和一般阅读者，应分别对待，且应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可以更有效地进行版本研究，但同时也不应忽视深入的文本分析，毕竟版本比对只是文学研究的初步和基础。陕西广播电视台张杰通过对繁本系统两个支系的详细考察，认为郭武定本虽现已无存，但可间接地借其他版本和文献揭示郭本的某些信息，这样的视角不再纠缠于某一版本的有无，而关注到了不同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版本研究中的一个崭新思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许勇强和华东师范大学许见军以水浒戏和水浒故事为考察中心，从水浒故事中政治心态的变迁推断《水浒传》最后成书时间很可能在明初。在版本研究中，各位专家基本达成共识，即应以动态的眼光来理解《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从元末成书的手稿本到抄本、再到明中叶的刻本之间必定经过了诸多改编，而抄本与抄本、刻本与刻本之间的异同亦必然存在，不同时代编者的心态在其中也得以充分体现。坚持这样的动态视角去研究《水浒传》的版本，尤其可以结合一些具体的实例的史实探索，如“王灵官庙”的存在时间等，能够更好地理解文本的不同，更好地理解小说本身。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历来争论不断，忠与义的问题、如何看待招安的问题等，错综复杂，而这也正是《水浒传》独特魅力之所在。辽宁省葫芦岛市法学会副会长吴玉平从分析《水浒传》的武侠小说特征入手，指出其主题经历了从“侠义”到“忠义”的过渡，而盗侠、义侠、官侠的变化在情节的延续中得以充分展现，“忠义”是《水浒传》的核心思想，“水浒气”是其突出表现。兴化市文广新局高春丽指出金本中除暴安良、行侠仗义是其核心主题。陈晓霞则对“义”展开细致分析，指出《水浒传》一书中有“忠义”、“侠义”、“天义”、“仗义”、“聚义”等不同的文化表现。菏泽学院陆保良从文化批评角度出发，认为水浒文化反映了儒家文化内部的矛盾和张力，构成了对儒家理想社会的反思与批判。贵州师范大学黄锟从“强盗说给强盗听的强盗书”视角，指出水浒故事中重义而轻忠的思想倾向。应该说，《水浒传》绝非思想单一之作，其前半部分人物传记中的“义”是侠义精神的展现，而谋求招安的努力则是“忠”的彰显，招安后的“忠奸”之争以及最终凋零的悲惨结局，充分展现了《水浒传》作为多声部杰作的伟大之所在。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读者眼中，《水浒传》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也提供了不同的供深思的问题，令人思索这才是作者的超人之处。
《水浒传》的伟大还在于其创作了杰出的鲜明人物形象。在人物形象研究中，有的学者从原型角度入手分析，如江苏连云港市方志办李洪甫从相关史料和地理志、宗谱等材料入手，结合沙浦寨遗址的考察，提出宋江原型为淮南人，招安发生在海州，《水浒传》旨在“以当代情写前朝事”，是明初现实的反映，李洪甫、浦玉生等认为宋江身上有元末盐城起义者张士诚的影子，而《水浒传》中其他人物原型亦可在元末明初找到，聊城大学裴一璞指出水浒人物形象原型绝非单一的某一个人，而是既有农民起义首领，又有宋军将领、义军抗金首领等，这种观点对历来关注单一人物原型的研究思路毫无疑问是一种启发。在人物分析方法上，湖北师范大学教授石麟倡导从文献、文学与文化的融合的角度出发，结合《水浒传》内外资料和其他笔记、小说的相关描写，深入分析人物，并对燕青、孙立形象进行了探讨与揭示，湖北师范大学卢梦、姚泽平、杭州师范大学石松等亦用此种方法分析了武松形象的不同侧面，山东梁山水浒研究院院长张玉生从几个方面分析了李逵的鲁莽刚正，山东泰安岱岳区粥店办事处刘传录分析了时迁为何立功很多却排名靠后。湖北科技学院教授单长江分析了杨志形象“为何激不起受众英雄气”，浙江富阳朱健文从英雄的另面表现阐释林冲形象中一种令人发冷的细心，延边大学徐永计通过破解宋公明私放晁天王之谜认为宋江具有某些伪君子的人格表现，指出了英雄形象中的某些性格缺陷。赵春阳从外貌、性格、事迹等方面谈到悟空形象与武松形象之间的某些关联，安徽师范大学教授王海洋从人物充盈性、丰富性、生动性三角度展开分析，结合《水浒传》的人物形象塑造，指出了小说人格建构对当下现实生活的某些启示。除了梁山主要人物之外，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郭帅还分析了王伦权力架构的先天不足以及被火并的必然性，内江师范学院梁明玉从庙堂上的江湖之气分析了水浒世界中三类不同的宦官形象，湖北师范大学蔡凌以性别观为角度分析《水浒传》与《红楼梦》中不同性别角色的文化内涵，指出了《水浒传》故事中女性形象的异化。湖北工程学院王建平、梅登科通过对重情爱妻型、冷酷杀妻型、懦弱畏妻型、无德纵妻型四种丈夫形象的分析，认为丈夫形象的不同从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两方面对现实提供启示。应该说，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既来源于现实，又与现实存在一定的隔离，它令我们喜、令我们怒、令我们忧、令我们惧，人物是《水浒传》艺术魅力的重要体现，而更多的人物分析还有待于我们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情节、结构是小说艺术特色研究的另一方面，亦是《水浒传》作为小说经典可供学习之处。上海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周锡山强调了《水浒传》的伟大艺术成就，并结合实例从“笔补造化”、“艺进乎道”、“意志悲剧与意志喜剧的典范”等方面，高度称赞“金评水浒”的伟大艺术成就。湖北师范学院胡焕分析了《水浒传》的写作手法，结合例子指出视角转换法、一挫一解法、忙里偷闲法、脱缷承转法的灵活运用，是作品完整而灵活多变的重要因素，此外在对书中情节结构解析中指出《水浒传》结构实分为三部分，而聚义、招安两部分较有特色，征辽、征方腊则较为死板，但三者又是不可分隔的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水浒的悲情。。王路成从枯林、石碣村、月下等实例分析金评水浒环境描写的章法，指出环境描写对人物、情节的补充与典型化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湖北师范学院张燕从《水浒传》的几种复仇模式分析入手，阐发本人理智型复仇、激情性复仇、绝对理智型复仇、别人帮忙复仇等四种复仇模式的巧妙构思，认为同是复仇，却又各不相同，此种构思实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天津师范大学李云通过对血溅鸳鸯楼深层原因与真实目的的深入分析，指出书中的暴力是水浒英雄在压迫下的正当反应，且作为文学虚构而存在于文本之中，我们在接受中应正确认识小说的文学性与艺术性，不可进行误导性的苛责与菲薄。
文学只有在传播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所在，而《水浒传》在几百年来的传播过程中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州古籍出版社张弦生和刘晓结合出版社近年来古代文学著作出版的实际，认为近三十多年来水浒研究和传播呈现一派繁荣景象，阐发中州古籍出版社向古代小说研究出版中心进发的努力与决心，同时宣布在此次会议过程中与数位学者谈成初步出版意向，在下一步水浒传研究和传播方面将做出更大的贡献。山东大学教授周峰回顾了“水浒”邮票从1987年到1997年设计、发行的历程，称作为“国家的名片”，“水浒”邮票不但获得国际金奖，且在方寸之间展示了中国文化，扩大了《水浒传》的海外影响。山东大学孙琳通过对水浒续作的历时性梳理与简单阐释，提出续作既是《水浒传》传播的一个新阶段，亦是《水浒传》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接受心态的充分展现，扩充了《水浒传》的文本空间和文化内涵，是水浒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广东惠州学院杨林夕提出水浒英雄形象的形成，是传播环境、特殊受众、传播主体、传播方式合力作用的结果。山东大学黄君中通过介绍《水浒传》在泰国的传播和各版本的不同特点，显示了《水浒传》跨文化的巨大魅力。湖北民族学院郑泽红通过对文学经典在当下接受的非经典化现象描述，提出在颠覆性图像解读的时代背景下，应尝试重树经典的神圣性，避免大话化、戏拟、改写等的泛滥。《水浒传》的当下传播中，日渐与文化相融合，开始形成独特的“水浒文化产业”，如旅游和相关产品等，如山东梁山浒源斋董事长张雷提出《水浒传》文化系列产品在实践运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浙江大学龚和玉从杭州的“水浒三关”的文本与现实比较入手，提出小说文本“征方腊”中的三关地形与现实基本相似，可考虑开发成旅游景点以普及文化。《水浒传》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在传播过程中拥有着巨大的生命力。
研讨会最后，山东大学教授王平进行学术总结，在充分肯定水浒传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的同时，就水浒传研究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了独特的看法，认为应以动态的观点来考察《水浒传》，应以开放的心态来评价《水浒传》，应以务实的方法来研究《水浒传》。王平提出今后的《水浒传》研究任务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求同存异，百家争鸣。学术只有争论才能进步，而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争鸣是学术繁荣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在涉及一些一时之间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时，更应注意求同存异。二是要尊重史实，求真务实。文学研究是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之上的文学解读，对基本文献材料如出土墓志、地方史志、笔记年谱等的发掘是文本研究的根本，必须切实做好、做扎实。三是要突破难点，开拓创新。研究是无止境的，尤其是像《水浒传》这样的名著，更是要不断地发现新问题，不断地扩展新视野。（此文作者：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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